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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网彩票投注平台读不进的陈寅恪,读钱钟书

发布时间:2019-11-04 16:41编辑:中国史浏览(93)

    多彩网彩票投注平台,有朋友从国内送了我一套《陈寅恪全集》,厚厚的十几本,大老远从国内寄来,盛情我不敢辜负。屡次尝试,却始终看不进去。我惭愧这套书到我这里算是明珠暗投,遇人不淑,但我也自问:拿这种书折磨自己干什么? 提出质疑后,有读者建议我选择陈的什么作品去看,比如看他的诗集,其他略过不看,或是看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和《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陈三篇”。但我更为直接的问题是:为什么普通读者需要读他的书? 陈先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身体力行,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他的风骨难能可贵。他更多的是知识分子为人的化身,但沿袭钱钟书先生的“鸡蛋”和“母鸡”一说,陈寅恪热中的“母鸡”可能比“鸡蛋”更有意思一些。在史学界,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贡献未有资格质疑。陈的学问至多是小圈子的学问,不是给大众看的,正如不是所有人都要去读爱因斯坦相对论着作一样。 问题是陈如今是被拿出来作为“国学”大师,推向普通大众。作为大众的阅读材料,陈的文字读来非常乏味。我翻看印了三卷的《柳如是别传》,看了半天都没看他介绍柳如是是谁,为什么要写,写给谁看,只是看到密密麻麻地注疏考证,核对事实,或者说不如是呈现他心目中的事实,虽然这是诸多阐释中的一种。自言自语、愿者上钩的“自语书”,有其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被学界炒成“热点”给大众看的话。大众读者,有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不如去读一些有趣或者有益,或是有所挑战但不至不知所云的“国学大师”的热门着作。或者,如果我们真要想了解他说的话题,与其去读“学问大家”的注释,还不如去读被注释的原作。西方读圣经的人也一样,有的人圣经都没有读,解经书倒是读了一堆。我一个老师曾告诉我们,读书的时候先不要看关于某书的外围书,而是直接去读原书。 陈的学问小圈子钻研就好,弄到如今懂的也好,不懂的也好,一说国学必称陈寅恪,是学界大师浮躁症定期发作的表现。我这里不是质疑陈寅恪先生写的东西有没有用,而是它于你我是否有关。如傅国涌所言,陈先生有独立性、专业性,但是他并无公共性。虽说现在“公知”这个说法臭了大街,但是大家不妨也想想,为什么公知言论能到处流传?其一是他们知道如何和大众沟通,其二是象牙塔里的人不愿或不能有效与其沟通。 诚然,开卷有益,读任何书都会有一些收获。但吾生有涯,学海无涯,以有涯去应对无涯,就需要选择。新的一年刚来,在预备今年心愿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我们读书的时间都有限,到底选什么样的书,对自己的成长最有帮助?

    多彩网彩票投注平台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钱钟书 图/源自网络 打通文史和贯通中西 吴宓20年代在清华园,一次谈起学问人才,说年龄大一些的要数陈寅恪,年轻的首推钱锺书。陈、钱都是有识人慧眼的吴雨僧所欣赏的人物。陈生于1890年,钱生于1910年,相差二十岁。陈钱并非齐名,但常为人所并提。并提是缘于学,而忘记岁年。 陈、钱为学的共同特点,一是都精通多种文字。过去研究者说陈寅恪懂二十几种文字,后来汪荣祖先生分析,认为大概有十六七种左右。陈掌握外域文字的独异处,是通晓一些稀有文字,如蒙文、藏文、巴利文、西夏文、突厥文等。他研习蒙文和藏文,是为了读佛经。不了解蒙、藏文,对佛经的原典不能有真切的了解。后来他在清华任教的时候,仍然每礼拜进城向钢和泰学习梵文。钱先生也懂多种文字,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等国文字,还有梵文。他的懂,是通晓无碍,使用熟练,可写可说。杨绛先生整理的《钱锺书手稿集》,三大厚册,两千五百多页,经由商务印书馆于2003年出版。里面的读书笔记,很多都是各种文字交互使用。其次是,他们都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读书广博,中西典籍,过目不忘。此两点可以证明,陈、钱都是学问天才。第三,他们都出身于名门,得益于家学传统。陈的祖父陈宝箴、父尊陈三立,是晚清学殖深厚的名宦,吏能和诗文为当时胜流所称道。钱的尊人钱基博子泉先生,是风清学厚的国学大师。强为区分,则陈寅老的出身,不独名门亦为高门。 不同之处是,陈的学问,直承乾嘉,钱则受外域学术的影响比较深在。我们在陈寅恪的着作中,很少看到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直接使用。可是又不能不承认,陈的西学训练非常之好。他在德国学习研究的时间最长,很多人说他受到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影响。我有一次在德国,特别就这个问题向几位研究德国史学的教授请教,他们说没有看到具体证据。只是相信陈的史学考证,可能是受了当时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兰克史学。钱锺书先生不同,他的着作融中外于一炉,大量直接引用各种西方典籍。他是把中外学问一体看待的,用不同的文字阐释不同问题的相同理念。如果不把钱的学问方式,称作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学研究,用他自己喜欢的说法,应该是求得中外学问的打通。 陈寅恪先生跟钱锺书先生为学的不同,主要在科业门类的专攻方面。陈的专业根基在史学,钱的专业根基在文学和诗学。但他们都是通儒,在打通文史、贯通中西这点上,是相同的。陈的方法是用诗文来证史,文史兼考,交互贯通。钱的方法是打通文史,中西会通。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需要细读深思,才可能发现,陈的着作中不是没有西学的痕迹。譬如他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间使用了“结构”一词。这个概念百分之百是西方的。陈先生不慎露出了一点西学的马脚。陈先生还有几篇涉及比较语言学的文章,使用了西方的学理概念。他对比较语言学情有独钟,尤其在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的信里,谈得集中。傅斯年当年在中研院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跟陈有一定关系,他们都受到德国比较语言学的影响。现在台湾“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一直没有改变。张光直先生担任中研院副院长的时候,曾经考虑,索性将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分为三,语言的归语言,历史的归历史,考古的归考古。当时我恰好在那里访学,他请我在史语所讲陈寅恪。我特别讲到,我顺便提个建议,史语所的名称似乎不应该改。张先生当时在场。后来他私下跟我说,你的想法可能“获胜”,因为史语所很多老人都不同意改。 陈寅恪先生的着作里,西学的影响不轻易流露。钱先生的着作则融中西理论典例于一炉,处处引用,一再引用,引得不亦乐乎。我们作为晚生后学,读他们的书,感到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读钱先生书,四个字:忍俊不禁。学理是严肃的,学问方式,是调皮的,幽默的。读得一个人老想窃笑。读陈的书,也有叫我窃笑的时候,他考证到佳绝处,直接走出来与古人调侃对话。 陈的《柳如是别传》,把柳如是和陈子龙的爱情,钱谦益和柳如是的婚姻爱情,写得极其细致入微,当事人的爱情心理都写出来了。钱柳半野堂初晤后,互有赠诗,且钱牧斋已为柳修筑新屋。此时,曾“追陪”柳如是不离不舍的嘉定诗老程孟阳来到钱府,钱柳当时之关系他无所知闻,显然处境相当尴尬。强颜和诗钱柳,诗题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寅恪先生考证,诗题的“喜”字系钱牧斋所加。然后发为论议写道:“虽在牧斋为喜,恐在松圆转为悲矣。”又此前《别传》亦曾考证,程氏尝往吊追逐柳如是最力的谢象三的已过时的母丧,目的是希望得到谢的周济。因明末的一些“山人”,寅老说,都难免有此种德性。行笔至此,寅恪先生下断语曰:“益信松圆谋身之拙,河东君害人之深也。”史家的职司,文学的能事;文学的职司,史家的能事,陈、钱两大师悉皆具备。 钱陈辨华夷 不妨举几宗中国史上的典型学案,以见陈、钱诠解的异同。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学说。这是他学术思想里面的一个核心义旨。他认为文化高于种族。所谓胡化和华化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以很多考证来辨明此义。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又特别标明,当年他引用圣人“有教无类”之义,来阐释文化与种族的关系。“类”即种族,“教”是文化。“有教无类”,即是文化高于种族之意(参见拙着《陈寅恪的学说》,三联版,2014,页82~109)。这是他贯彻一生的学术理念。 这个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至今不过时,今天仍然有现实的和现代的意义。如果我们了解陈寅恪的这一学说,就会知道前些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不过是一隅之词。亨廷顿说,冷战后的世界,文明的冲突占主要地位,西方文化跟伊斯兰的冲突,跟儒教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左右世界格局的动因。他只看到了文化的冲突,没有看到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追求的尚同。他不了解大史学家陈寅恪的着作,自然不懂得文化高于种族的道理。 但我这里传递一个学术信息,钱锺书先生也如是说。他说华夷之辨在历史上没有确指,其断限在于礼教,而不单指种族。例证是汉人自称华,称鲜卑是胡虏;可是魏的鲜卑也自称华,而说柔然是夷虏。后来南宋人称金是夷狄,金称蒙古是夷狄,金自己也是夷狄。钱先生的引证很多,很多是陈先生引用过的。但我相信钱先生一定是自己看到的材料,而不是使用陈的材料。他们是不约而冥合,读书广博,取证雷同。《北齐书》的《杜弼传》,记载高祖对杜弼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钱先生说,这是“口有憾,而心实慕之”。这是钱先生的解释。同样这个例子,陈寅恪先生的称引不止一次,此为陈的说史常谈。 钱先生引《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皇甫湜的《东晋元魏正闰论》一文,其中谓:“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显然具有更直接的说服力。然后钱先生又引《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七陈黯的《华心》一文:“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钱后来对此节作增订,又引元稹《新题乐府·缚戎人》:“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钱先生说这是汉人“没落蕃中”者。不是由于地域,而是由于文化。钱并标出英文为注,写道:“华夷非族类之辩。” 陈、钱在华夷之辨问题上,机杼相同,理路相同,结论相同。但我发现,钱先生的引证,增加了许多文学方面的资料。陈先生在华夷之辨问题上,在种族与文化的引证中,虽也引证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作,但主要是新旧两《唐书》和其他史籍的材料,这是由于他们为学的专业类分各有专攻也。 陈钱的文体论 陈、钱的学问里面,都包含有文体论的内容。他们对文体的重视是惊人的,此点大大异于其他人文学者。但陈、钱文体论的侧重点虽有不同,都是文体革新派则一。他们都主张文无定体,不拘一格,力倡文体革新。钱先生在《谈艺录》里对韩愈的“以文为诗”,给予肯定,并引申为说:“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他,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页29~30)升华了文章学和诗学的理论容度。陈先生论韩柳与古文运动,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更是大加称赏。他说:“退之之古文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当时民间流行之小说,欲藉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陈着《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版,页329~330)对韩愈的评价还高。 陈的《论韩愈》写于50年代初,发表于《历史研究》,钱肯定会看到此文。有意思的是,钱先生也一直有写一篇专论韩愈的文章的打算(杨绛《钱锺书手稿集》序,商务印书馆,2003年,卷首),可惜未及动笔而斯人已逝,真是遗憾之至。否则陈、钱两大家共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雄韩愈,各出以巨文,该是何等好看。 对野史小说可否考史的问题,陈、钱的看法约略相同。陈在此一方面持论甚坚,其《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可为力证。他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着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陈着显示,以野史小说来补充正史的不足,是陈先生的史家之能事。钱先生涉及此一问题,他引用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三《答范梦得》的说法:“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盖其撰《资治通鉴》,即曾采及野史小说。钱先生因此写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征人心,又光未申之义也。”此可见钱、陈虽都重视野史小说的作用,陈用来直接考史,钱则认为考信人事未必可据,但可以见出当时的人情和人心。 关于不同作者的着作和作品,有时会出现相似甚或相同的见解和论述,对此一问题如何看待,钱、陈有不约而同的胜解。艺苑文坛,着作之林,不同的作者居身不同地域,彼此互不通问,但写出来的文章或着作,义旨和结论竟然相似或相同。这种现象如何寻解?是否可径以抄袭目之?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一书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本人和陈垣先生都曾撰文考证杨贵妃入道的时间,而结论不谋而合,以此例来说明发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他写道:“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钱先生对此一问题也有类似看法。他在考论《太平广记》一书时,对多种典籍都曾使用以鼋鼍为津梁的典故,是不是存在彼此抄袭仿效的问题,给出了他的论断:“造境既同,因势生情,遂复肖似,未必有意踵事相师。”钱、陈对此一现象,得出了异地易时而同的结论,足可成为学界佳话,而不必怀疑他们是有意“踵事相师”。 附语 陈、钱比论粗毕,兹有一事,向读者交代。即钱、陈论学的文字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陈1979年离世,显然无缘一睹钱的《管锥编》。《谈艺录》1948年印行于上海,战乱流离,陈未必得观,即观亦未必感兴趣。陈如何评价钱锺书先生,我们无缘得知。但陈的着作,钱肯定是读过的。如前所说,钱应该读过陈的《论韩愈》。还有《柳如是别传》,钱先生肯定也读过。不过钱对《别传》的着作体式和文辞,似颇不以为然。钱先生在与汪荣祖先生晤面或通信中,流露过这方面的看法。 我对此有一旁证。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和钱先生有通信,他总是有信必复,致使我不敢接写第二封,怕劳烦他再写回函。只有一次,我寄1990年第三期《中国文化》给他,他没有回示。因此期刊有我写的《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文长两万余字,是为第一次系统阐释《别传》的文章。照说钱先生当时会目验此文,并有便笺给我。结果几周过去,声息全无。我意识到,钱先生可能不赞同我的论说。后来汪荣祖兄告以钱对《别传》的态度,始证实我当时的感觉不误。 然我对《柳如是别传》的评价,至今没有变化。反而越研究越知其旨趣不同寻常。就以诗文证史的方法使用和创获而言,此着可谓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制高点。而就陈先生说诗治史的学术历程来说,《别传》不啻为陈着的最高峰。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陈、钱这两座现代学术的高峰,经长期研究而秉持的情感价值和学理价值的坚守。

    黄萱手抄陈寅恪文稿

    两年前,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陈寅恪先生遗稿》并将之拍卖一事,曾引起文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的媒体如《新京报》、《东方早报》等作了广泛的报道。2006年11月23日,这批遗稿流拍,这件事似乎也为人遗忘,但是这批遗稿不应该随之为人遗忘。尽管这批遗稿如今仍在藏家手中,我们无法尽睹遗稿的全貌,但幸好有《陈寅恪先生遗稿》这部图录行世,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为陈寅恪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陈寅恪先生遗稿》,16开,精装,一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印,为中国嘉德2006秋季拍卖会图录。全书收图录111幅,图录有说明,间有校订文字等,卷首有主事者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遗稿序》和《编辑凡例》。

    《陈寅恪先生遗稿》的内容,据拓晓堂先生序中归纳,有以下六类:一、寅恪先生三四十年代亲笔手稿;二、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由黄萱先生代笔文稿;三、寅恪先生《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文稿;四、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教学讲义;五、寅恪先生批校书籍;六、寅恪先生藏书。

    陈寅恪批校书籍墨迹

    拓晓堂先生整理的这批遗稿,均依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出版之《陈寅恪集》编排次序编辑;并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出版之《陈寅恪文集》和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对文稿作了校订。

    仅就《陈寅恪先生遗稿》图录每种所示之一二页和拓晓堂先生简洁的校订说明,可以得知陈寅恪先生这批遗稿的重要价值。这里,就披阅所得,略叙一二。

    首先,《陈寅恪先生遗稿》保存了陈先生未刊或未收入文集的文字。其中有:

    1.《大唐创业起居注》通批

    此批注未见著录和发表。据图录所示,批注文字不少。

    《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唐温大雅撰。图录1页,为卷上夏五月癸亥条官往取进止至六月己卯条欷歔不得已裴寂止,有陈先生批注两条。一是: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陈先生眉批曰:

    兴国寺兵,即太宗、长孙顺德之兵,足证太宗以突厥迫胁高祖从其化家为国之计。

    二是: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陈先生眉批曰:

    足证太宗实为首谋。(中略)谋时仅太宗一人在侧也。

    据拓晓堂云,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0至172页载此书影。经核对此书,批注更多。此批注未见著录和发表。

    2.自序

    此件两份,一为毛笔书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稿纸戊种,一为毛笔红格,同出一人手笔,均有此序不印字样。图录为前者,文云:

    寅恪近数年来,颇治唐史,稍有撰著。考制度源流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纪政治变迁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至于社会风俗,未遑多及。此书之作,殆可补唐代社会之一部乎。夫诗之为道,诚难言矣。元白之诗,尤非寅恪之浅陋所敢妄说。故证述事实多取于唐李肇国史补,评释意旨颇参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及洪迈容斋随笔。此书不过迻录昔贤遗著及演绎其绪论而已。世之读元白诗者,取古人之作与鄙说并观,倘发见谬误,尚希赐予纠正,幸甚幸甚。甲甲七夕陈寅恪识于成都南郊华西坝寓庐。

    从内容看,此序当为《元白诗笺证稿》序,不知何故此序未见发表。从此序可以看出陈先生研究唐史之系统性,极具文献价值。

    3.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校改表

    此件为钢笔手书,1册,纸本。此件文稿未见著录,也未为上古版《元白诗笺证稿》采用。《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作者屡有订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4月出版《元白诗笺证稿》后不久,拟予重版,因于1959年8月21日致信陈先生,请他另撰校补记,陈先生遂寄上三条,即上古版《元白诗笺证稿》所附校补记第一至第三条;1965年11月20日,陈先生又寄上校补记十条,即第四至第十三条,已刊于上古版(参见拙文《陈寅恪先生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辑)。但是,此校改表的内容并未在此稿补记中,估计是陈先生此后所作。如图录所示有:《七德舞》校补记七条,《法曲》校补记亦有七条,《华原磬》、《新丰折臂翁》、《太行路》、《司天台》、《昆明春》等俱有校补记。

    4.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

    此件以北京大学稿纸抄成,1册。未收入文集。此文1935年7月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三期。蒋天枢先生按:此文遵师嘱未编入文集。师云文中有误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不知陈寅恪先生所言误处为何,未见其他记载。蒋天枢先生的记载,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和对自己著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但此文既已发表,就已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而且从陈寅恪先生倩人抄写此文一事来看,陈先生有保存此文之意,或有他日修改之意。

    由于未细核陈寅恪先生文集,拓晓堂的校订说明中把陈先生已收入文集的一些文稿误断为佚稿。如:

    1.《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残稿

    此稿书于陈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稿背面,存1-3页、7-11页。拓晓堂曰:此稿未见《陈寅恪文集》著录,仅见寅恪先生撰《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内容史料与此残稿不同。其实,此稿即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章。

    六兵制括注曰:此章本题为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兹略增订,以为此书之一章。图录所示1页,从文之开篇(壹)至(贰)之每兵唯办弓刀一具,与上古版基本相同,唯标点稍异,择取稿本脱取字,八柱国稿本脱八字,李虎稿本作李讳,少保广平王元赞,稿本作淮安王元育。稿本文字从《北史》卷六十。

    2.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交谊颇深,并对王国维先生之学术理想有深刻的理解,其《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言: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陈先生自己坚持的学术追求。陈先生还撰有《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做了精到的概括,也早已传播学林。陈先生另有《挽王静安先生》诗一首,有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这批遗稿中有《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拓晓堂言,上古版、三联版均未录入。不确。见上古版《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诗存》。

    其实,由于种种原因,陈寅恪先生的文稿散失的当有不少。曾见《收藏》2005年第3期载方继孝《陈寅恪吴宓手稿偶得记》一文,言作者2003年岁末在北京潘家园文化市场购藏冯承钧译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手稿时,还得到1页文稿,为陈寅恪先生手迹,文曰: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有经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错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得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为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恐有所不能也。寅恪谨注,六月七日。

    冯承钧(1887-1946),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著译甚丰。《蒙古与教廷》为其30年代译稿,迟至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陈先生此文所云,此注曾是他审读冯先生译稿时所写。此注纠正了伯希和所注之误,体现出陈先生对唐史之熟稔。

    其次,《陈寅恪先生遗稿》为陈寅恪先生著作的校订提供了依据。由于陈先生的著作有些生前未刊,如《柳如是别传》等,作于晚年目盲时期,倩人抄写,未能自己校订;有些生前虽已刊行,但陈先生治学谨严,文章有一再修改订补之习,如《陈寅恪先生遗墨》所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一文排印本上就有陈先生亲笔作的大量订补;还有一些是文集整理和出版时,由蒋天枢先生和编辑作了一些删改。上古版《陈寅恪文集》和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虽然已作了一些校订工作,但仍然有继续校订的余地。

    如《柳如是别传》,此稿是陈先生目盲后然脂暝写之作。上古版和三联版出版后,均发现了一些错误,有的是誊抄错误,有的是编校错误,《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0日、8月1日,就先后发表过陈福康《谈新版柳如是别传的校订质量》和三联书店编辑部《关于三联版柳如是别传的校订》两文,指出了两个版本存在的错误。又如《陈寅恪文集》中关于周一良部分的删改,如陈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部分言及周一良先生,为上古版《金明馆丛稿初编》所删,而《陈寅恪先生遗稿》则保留(参见拙文《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学林版)。陈寅恪先生很重视自己文稿的保存,有一稿多抄之习惯,各本之间也会有不同。这批遗稿中有不少已收入陈先生文集的文章抄本和印本,可以和文集相校。拓晓堂先生已作了初步的校订,本文就不再举例。

    再次,《陈寅恪先生遗稿》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提供了许多资料。例如,陈先生晚年倾主要精力写就的《柳如是别传》,这批遗稿中就有不少关于柳如是和钱谦益生平事迹及其著述的研究资料,其中有柳如是研究笔记资料,1册,纸本,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制活页笔记本拟就。图录所示页有:河东君诗(神释堂诗话原文)、河东君条(三借庐笔谈)、西冷第十首(原文)小青事、过孤山快雪堂诗(自历身世与小青同)、倩人代作诗事、初访半野堂诗(原文)等。施绍莘西佘山居记等柳如是研究资料,1册,纸本,拓晓堂云:

    此件一册,以不同纸张、不同笔迹抄写,装订而成。查其中内有:《施绍莘西佘山居记》兰笔抄,题为唐筼笔。《河东君文辑补》(不知何人书)。《砚堂见闻杂说》(同上)。《柳如是逸事所附词二首》(以下皆是唐筼手笔)。《蓼斋集》(资料选)。《一笑堂诗集》(资料选)。《陈眉公先生全集》(眉公府辞谱)。

    按:此件均为关于柳如是研究的资料,当为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参考文献。

    其他涉及钱谦益、柳如是研究的藏书有:钱牧斋先生年谱,清末铅字排印本,1册,纸本,内有陈寅恪先生批注;牧斋集补,丁均衡辑,1册,纸本,封面有1964年录奉,寅恪先生签存,潘景郑谨赠;牧斋集外诗、柳如是诗合集,民国铅字排印本,1册,纸本;牧斋有学集补遗,民国间抄本,1册,纸本;投笔集笺注,清宣统上海国光印刷所排印,1册,纸本;投笔集,民国初年抄本,1册,纸本。从这些资料和藏书,可以了解陈寅恪先生为撰写《柳如是别传》一书所作的学术准备和《柳如是别传》的史料来源,也可以感受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

    关于这批遗稿的来历,拓晓堂先生在序中仅言:此次南国征集,得寅恪先生文稿等百余件,另有寅恪先生藏书若干。鉴于拍卖界的惯例,只要来源合法,拍卖者为收藏者保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这批遗稿及藏书等物中,我们也可窥知其部分来源。

    这批遗稿中有蒋天枢先生撰《楚辞新注导论》手稿1册,纸本;蒋先生书《参考书目》手稿2册,纸本。又有《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内载陈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刊物封面上盖有学术研究社赠红印。由此可见,这批遗物中杂有陈寅恪先生身后之物,且有蒋天枢先生之物。据朱浩熙撰《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载,《陈寅恪文集》出版后,蒋天枢先生仍继续广泛搜集关于陈先生论著、书信、笔记等各种资料,以便充实《陈寅恪文集》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7年,陈流求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同蒋天枢商议继续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事。蒋天枢的身体每况愈下,业已无有精力承担此事,一应资料全部交付与陈流求。据2006年11月3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陈寅恪晚年为了更好保存文稿,1964年曾委托前来探望的学生蒋天枢代为保管,此事他曾用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的诗句来记述。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上拍的正是40多年前付托的部分,这批文稿曾一度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和沪上研究者曾有渊源,文革后,被归还给陈氏后人,并辗转由现在的藏家提供给嘉德拍卖。又据2006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报》报道,陈寅恪女儿陈流求致电该报记者,表示她认出这111种纸本中有13件能确定是其父亲笔迹及参与了出版的书籍。因有些遗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中丢失,此后去向她就不得而知了。陈流求怀疑这些遗稿的来源,并确定其姐妹不是这批遗稿拍卖的委托人。

    据拓晓堂先生核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之《陈寅恪先生遗墨》中有136页内容与这批遗稿相同。其中第1-8页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9-18页为《晋至唐文化史》,内题《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与政治关系史料之综合及结合》,当为陈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已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的资料;第19-36页为《敦煌研究(中国中古哲学史材料)》,其中有关于佛教入中国、目莲救母故事资料;第54-61页为《佛经翻译文学》;第62-64页为《禅宗文学》,其中有佛经翻译资料;第65-94页为《阙特勤碑考》之底稿;第95-114页为《蒙兀史料》;第114页为《菩萨本生发论疏藏文译本》;第115-138页为《借书附记》,从中可见陈先生阅读广泛;第139页为赵彦卫《云麓漫钞》温卷条抄;第160-172页为《大唐创业起居注》批本;第159页为《外族文字抄件散页》。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载,陈先生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晋至唐文化史,为哲学系开中国中古哲学课,同年撰有《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等文,次年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可见这批遗稿多为陈寅恪先生早年手稿。《陈寅恪先生遗墨》一书所收陈寅恪先生13件手稿,全部在这批遗稿内。据《陈寅恪先生遗墨》一书的出版说明所示:这批陈氏遗墨,由广州藏家陈俊明先生提供。由于《陈寅恪先生遗稿》的大部分内容与《陈寅恪先生遗墨》相同,可以推定《陈寅恪先生遗稿》的藏家就是陈俊明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已无庸赘言,他的遗稿堪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批遗稿能完整地重见天日,以推动陈寅恪研究以及史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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